巾帼大学习|巾帼红军忆长征(二)
她们是中华民族的女英雄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长征路上,活跃着红军女战士的身影。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与生命极限进行顽强抗争,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她们的长征,汇成了意气风发的时代亮色,是用信仰、意志和情怀铸就的不朽丰碑,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开展好“红色记忆芳华永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即日起,“新乡女性”推出“巾帼红军忆长征”专栏,陪伴大家走进、认识、了解这些巾帼英雄,感受她们革命斗争的风雨历程
本期
让我们走进蔡畅
倾听她的革命故事,汲取她们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
在长征路上
土地革命时期,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曾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军事“围剿”。这块屹立于白色恐怖之中的红色区域,向全中国人民展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前景。但是,当“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同志正确军事路线之后,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节节失利。红军虽英勇转战一年,仍不能阻止敌人的进击。红军和苏区人民经历数年艰苦斗争,以生命和鲜血浇铸成的革命根据地,眼见得是保不住了。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后来称为长征)。
这次战略大转移的决定,最初只是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接着,传达到了省一级的领导同志。一般干部和战士,只是看到领导同志白天黑夜地开会,有关单位更深人静时焚烧文件,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不寻常的军事行动,但不知究竟要发生什么事情。
当时我任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并且担任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省委机关设在兴国县。在紧张的长征准备工作中,中央组织部确定,每个省至少选拔一名女干部跟随部队长途行军,担任照顾老弱干部、护理伤病同志的任务。参加长征的同志,不仅本人会经历难以预料的艰险,留下的家属也会受到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因此,中央组织部确定了选拔参加长征女同志的三个条件:第一,政治上坚强,最好是共产党员;第二,具有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第三,身体健康。
我们江西省委妇女部有三个女干部:危秀英、邓石香和一个姓谢的。姓谢的年纪最长,工作能力也较强,我曾计划培养她担任领导工作。但当省委确定她参加长征时,她退缩了。这时,我便考虑到24岁的危秀英。这个个子矮小的女同志幼年的生活非常苦,她的父亲因还不起债,把她从瑞金老家卖到了兴国县。兴国县成为苏区后,她在党的教育下进步很快,1931年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政府的脱产委员,1933年担任了兴国县的妇联主任。调到省委妇女部之后,她虚心学习,积极工作,热情地对待同志,是一个对党感情深厚、完全可以信赖的好同志。我想:选她参加长征准没错。省委的同志也都同意了我的意见。
这年8月底,我按照省委的安排,通知危秀英同志到中央党校去学习。这次学习是专为即将参加长征的干部举办的。危秀英同志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想,她此次一去,就得踏上万里征途了,便把我从苏联带回来的毛毯剪下一半送给她,还做了一个挎包,给她装牙刷和口盅。危秀英在党校接受了初步的军事训练,然后参加了紧急扩红工作,又经体格检查合格,便随中央红军出发远征了。
当时,确定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女同志有 32人,但有两位同志未走出中央苏区即因故调回,因而正式参加长征的女同志是 30人。其中,除去从各省选拔来的女干部危秀英、吴富莲(粤赣省委妇女部长)、李桂英(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刘彩香(粤赣省委妇女部干事)、邓六金(福建省委妇女部长)等之外,多数是在党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机关中工作的女同志。她们是:邓颖超(中央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李坚真(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贺子珍(红一军宣传员)、康克清(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委员)、刘群先(中央苏区总工会女工部长)、刘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钱希均(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周越华(中央苏区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李伯钊(中央苏区红军政治学校教员)、邱一涵(红军学校教员)、金维映(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吴仲廉(中央党校教员)、甘世英(后名甘棠,苏区中央局妇女部秘书)危拱之(中央苏区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陈慧清(国家保卫局党总支书记)、谢飞(国家保卫局机要员)、廖似光(共青团中央巡视员)、王泉媛(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委员)、钟月林(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干事)、谢小梅(中央党校干部)、肖月华(中央机关机要收发)、李建华(中央机关机要报务员)杨厚珍(红军九军团干部)。这些女同志都很年轻,最小的钟月林同志只有19岁,我的年龄最大,也不过34岁。大家工作职务有高有低,革命资历有长有短,但是革命意志同样坚定,战斗情绪一样饱满。
参加长征的女同志,除去康克清同志跟随总司令部,刘英同志跟随中央直属纵队,周越华同志跟随总卫生部,我跟随总政治部行动之外,其他同志大都在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在干部休养连的女同志又分为两种情况,有病体弱的两位同志和怀孕的四位同志作为休养干部,其余同志担负照顾老弱伤病的休养干部以及沿路筹粮、筹款等项工作,统称为政治战士。李坚真则担任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
从红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历时两年的长征中,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女同志的工作安排有过一些变动。1935年2月,甘世英和李桂英同志调新成立的川南游击队分别任总支书记和指导员。3月,谢小梅同志留在贵阳一带从事农民运动。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地区会师后,康克清、李伯钊、吴仲廉等同志曾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王泉媛和吴富莲同志则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女子抗日先锋团担任团长和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吴仲廉、吴富莲、王泉媛同志随西路军参加了河西战役,此后,吴富莲不幸牺牲;吴仲廉被俘被转押南京为党所营救;王泉媛被俘后逃出,辗转回到家乡。除以上六人外,其余24位女干部随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前从事文艺工作的李伯钊、危拱之等同志,发挥自己的特长,鼓舞红军战士的斗志,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联欢会上,李伯钊同志在台上且歌且舞,跳个不休,台下不断有人高喊“再来一个”。危拱之同志时常在行军休息时,把自己编词的“凤阳花鼓”唱给战士们听。
红军强,红军强
千难万险无阻挡
行军路上揍老蒋
北上抗日打东洋
脸上挂着倦容的战士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咚咚锵”的调子,忘记了征途的劳累。后来,在行军途中,常有些活泼的同志风趣地喊着:“快点走啊!唱花鼓戏的同志在前面,去听她唱两段啊!”但是,许多同志并不知道,给了大家这么多鼓舞力量的危拱之同志踏在二万五干里征途上的竟是一双“解放脚”,而且压在她头上的还有“永远开除出党”的错误处分啊!(她被王明错误路线执行者定为“托派嫌疑”而开除出党,长征后恢复党籍。)
我们的女战士就是这样,为了尽到自己的职责,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几乎把个人的事情完全忘掉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
刘英同志把鞋子穿烂了。她人矮脚小,怎么也找不到一双合适的鞋。但她满不在乎地打起赤脚板赶路。我看着实在有点心疼。有一次,部队宿营后搞到了土豪的一部分资财,我从中发现了一双小布鞋子,酌量刘英穿得。我正在和当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富春同志商量,恰好,刘英光着脚板跑来看我们。她在门外就喊“大姐”,我把鞋子藏在背后,说:“刘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刘英忽闪着大眼睛,不解地问道。
我把鞋子伸到她面前。
“啊!鞋子!”她高兴得跳了起来。
富春同志在一旁说:“穿上试试吧!
刘英穿上新鞋,正合脚。她笑着走了两步,富春同志又打趣地说:“哟!我们的刘英真漂亮噢!”
我们的女战士尽管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但她们的身体毕竟是血肉之躯。长途跋涉、饥寒劳累、雪山风寒、草地水浸,使许多健康的女同志得了妇女病。当时,绝大多数女同志都闭了经,有的人被造成了终生不育。四位带着身孕上路、行至贵州分娩的女同志,为了赶上行进的队伍,只得忍痛把刚刚出生的婴儿送给他人。在贫瘠荒僻的贵州山野,要找到一个能够收留抚养红军后代的人家都很困难。贺子珍同志的婴儿送给了一个瞎眼的孤老太太;曾玉同志的婴儿伴着一张写有身世的字条,留在了一间没有人的空屋子里;而陈慧清同志的婴儿则躺在叫不出地名的山脚下……产妇们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营养,连心爱的孩子也不能多看几眼,她们那颗母亲的心该是多么难过啊!
我自己也遇到了一件十分难过的事情。那是在过岷山的时候,我的红小鬼樱桃牺牲了。我们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他们决心大得很,谁也劝阻不了。组织上便决定把他们分给一部分女同志,每人带一个。樱桃就是分给我负责带领的红小鬼。这个孩子很坚强,一路上,我们两人同吃同行。他累了,我就拖着他走,他总是笑嘻嘻地抖擞精神,表示能跟得上。早两天,他就打摆子,但还是坚持爬山。到了山顶上,他默默地闭上了眼睛。他胸中深埋着的“一定要打败白狗子”凌云壮志,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就躺在那冰冷的山头上了。多么好的同志啊!我站在他的身边,泪水淌到他的衣服上。同志们催促我快走,山顶上是不能久停的。我脱下自己唯一的一件红色毛衣,盖上了这位年幼却是顽强的革命战士的遗体。
困难吓不倒我们。痛苦压不倒我们。我们离别了亲生骨肉及情同骨肉的战友,继续行进在万水千山之间。我们是战士,我们明白,我们顶着艰难险阻迈出的每一步,都是踏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之上的。埋葬了痛苦之后,我们将迎来幸福。我们每一个女战士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李坚真等来自广东、江西的同志擅长即兴编唱山歌。长征途中,她们编唱的许多山歌,表达了女战士们顽强的革命精神。过金沙江时,她们唱道:
金沙江水急又深,
手拉手来心连心。
阶级姐妹团结紧,
不怕敌人百万兵。
过泸定桥时,她们又唱道:
红军抢渡泸定桥,
炮火连天铁索摇
献身革命心不跳
女兵争把药箱挑。
我自己也曾在过草地时应战士们的请求唱过《马赛曲》。当时,部队被阻挡在雨后暴涨的河边,有关人员正在安排渡河事宜。我想到应该给大家鼓鼓劲儿,便唱起了这支法国的革命歌曲。周恩来副主席牵着马,随着我轻声哼着,还用右手轻轻地打着拍子。很多伤病员都兴奋地从担架上抬起头来。
中国的女红军和男同志一起爬雪山过草地,长驱二万五千里,这史无前例的壮举,引起了沿途群众的惊异和钦佩,并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曾经登载过记者杨定华所写的反映红军长征的长篇通讯《从甘肃到陕西》。我想以其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在这里(指甘肃)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回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佩着手枪,雄赳赳的,又引起她们的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牵着一个女同志向她们家跑。一会儿,所有女同志都被当地回、汉农妇牵到她们家里去了。因为她们对女同志是男是女还抱一点儿怀疑态度,所以向女同志‘实行检查’……红军同志当时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实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们请吃了很好的晚饭呢!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女性之间更亲切的关系,而且是因为她们对万里长征的女战士确抱着无限羡慕和敬仰。”
节选自蔡畅:《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一文,载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118-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