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中华民族的女英雄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女儿

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长征路上，活跃着红军女战士的身影。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与生命极限进行顽强抗争，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她们的长征，汇成了意气风发的时代亮色，是用信仰、意志和情怀铸就的不朽丰碑，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开展好“红色记忆芳华永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即日起，“新乡女性”推出“巾帼红军忆长征”专栏，陪伴大家走进、认识、了解这些巾帼英雄，感受她们革命斗争的风雨历程，汲取她们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

 

本期

让我们走进刘英

倾听她的革命故事

 

难忘的369天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江西于都，考虑着该怎样完成第二次扩红任务，突然，毛泽东同志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他到赣南省委来巡视，住地离于都县委近，我经常去请示、汇报工作。毛主席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我不知道“特别任务”是什么，就说:“护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罗迈就是李维汉同志,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是出名的“铁的纪律”。他亲自抓扩大红军的工作，我是他任命的于都扩红突击队长。毛主席见我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

 

我心里正在嘀咕，毛主席又折了回来，他对我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他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露出神秘的眼色，可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意识到“特别任务”就是突围，就是撤离苏区。

 

过不多时，电话铃响了，是罗迈来的电话，通知我快回瑞金。我说:“于都扩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他说:“任务没有完成不要紧，现在有特别任务，你快回来。”

 

我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了，急忙收拾好行李，骑上马，带着警卫员回瑞金。

 

就在回到瑞金之后的第三天，我们便踏上了征途。

 

出发前，罗迈找到我，让我在“红章”纵队当巡视员，跟司令部一起走，管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那时除野战军团外，军委机关编成一个纵队，叫“红星”纵队，党中央和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编成一个纵队，叫“红章”纵队，司令员是罗迈。

 

“红章”纵队是一支少见的庞杂的队伍。这里有贺诚同志领导的第二梯队，主要是野战医院，还包括休养连。这个特殊连队里有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同志，邓大姐患肺结核吐血，只能在担架上被抬着走，还有不少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也都在这个连里。三梯队是叶季壮担任司令，负责后勤部、供给部，搬运所有的家产，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发电机、电台和成捆成捆的电线，还有各种文件、档案，以及对红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金库--用驮子或挑子装起来的金银财宝。虽然有一些牲口，但搬运任务主要是由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招募的挑夫承担。

 

罗迈为了及时掌握整个纵队的情况，又把我从电台调回，组织一个突击队，十几个人，叫我当队长，检查整个纵队情况，向他汇报。为时不久，叶季壮的三梯队需要干部，罗迈又派我去那里担任政治部主任。

 

三梯队的艰苦困难，不亚于前方作战部队。秋雨绵绵，地上都是烂泥巴，肩挑背扛，都是重家伙。一个人挑着担子走已经不容易，几个人抬着辎重，要想合上脚步更是困难。因为要躲敌机，行军都在夜里，又不准打火把，有时一个晚上只挪上五六里地。吃得不好，在雨地里淋着，又没有好觉睡，人怎么受得了呢?人困得很，停下来就睡着了。罗迈为了防瞌睡，困了就往嘴里放辣椒。有时部队一段一段接不上，原来都站在地上睡着了。可怕的是有些体弱的病号，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更多的人是脚沤烂了，用破布包起来，一踏着地就疼得难忍，不能走路。离开根据地又越来越远，有的挑夫开小差溜了，老实的也流着泪请求让他们回去。临时雇来的夫子，不能走远。他们说，再走远回去就会被认为参加了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我努力鼓动，激励他们的热情，对红军新兵运输员还可以，对夫子却没有多少效果。这样三梯队政治部又有一个扩夫子的任务，走一段换一批。但行军缓慢，疲惫不堪，严重减员的局面没有改变。

 

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行军，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以同最高“三人团”相区别。中央队跟我们行军靠近，宿营地常常相距不远，我得空就到他们那里去，看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同志，有时也向他们作些反映。我每次去谈情况，毛、张、王三人都听得很仔细。听了我汇报的情况，他们叹息、摇头，感到问题严重。

 

真正改变这种局面，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否定了“大搬家”，改变了领导，整个队伍实行大整编。领导这次整编的是陈云同志。我参加了具体的工作。陈云同志气魄大，组织能力强，细致而又果断，长征途中好多次渡河都是他在渡口指挥。这次整编把“红章”纵队的编制撤掉了。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一些重家伙有的埋起来,有的干脆扔了。凡是能战斗的人，都调到前方去。迫击炮、炮弹、枪械分给各战斗部队。余下的人成立一个队，主要管资财、供给和档案，有一批挑子和驮子，带着文件档案和金银财宝，由杨立三当队长，毛泽民当副队长，我当指导员。经过这次大整编，队伍精干，行动灵活，再不像先前那样拖泥带水了。

 

过了不久，我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在地方工作部时，印象最深的事是1935年2月10日在扎西听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我们从闻天的报告中得知，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作出了改变领导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团”，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军事。关于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遵义会议决定由常委分工解决。到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里，常委分工又决定由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当时还有人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就把权交给了闻天，那几副挑子，就跟闻天走了。

 

扎西传达以后，干部们心里都豁亮了。在毛主席正确指挥下，主动灵活地同敌人周旋，完全改变了原先的被动局面。

 

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已经把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大军甩掉了。军事方面进展比较顺利。刘伯承同彝族头领歃血为盟，部队安然过了彝族区。以后又飞夺泸定桥，红军从泸定桥和安顺场渡口渡过大渡河，蒋介石想让红军当第二个石达开的迷梦破灭了。

 

过大雪山，是红军从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中跳出来以后碰到的自然界的第一个大障碍。上山之前，就交代大家，山上空气稀薄，一定要快走。上山沿路，还有宣传队唱快板:“……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到了山顶莫停留，坚持一下就胜利了。”人到困难临头都会想办法的。我发明了拽着骡子尾巴上山的办法，省力许多。不少女同志也是这么办的，蔡畅、刘群先都是拽着马尾巴上的山。

 

过雪山出问题主要是在山顶上。山顶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有的人就挺不住，憋死了。蔡大姐的一个小卫生员殷桃，就在山顶上牺牲了。我们看着她脸色惨白，嘴唇乌紫，呼吸憋不过来，想要救她，但一点办法也没有。

 

下山容易得多，胆子大的干脆坐下来，像滑滑梯一样滑下去。下了山，大家又似乎忘记了疲劳和危险，交流起经验来。人在困难中，觉得非常之难;过来之后，又好像不怎么样;过一段时间再回想起来，又会感到真不容易，甚至搞不清自己怎么有那股劲征服困难的。

 

尤其让人高兴的是，翻过大雪山，到达维，我们遇上了李先念同志率领的第三十军，知道红四方面军都在这一地区。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中旬出发，一直想同二、六军团会合，未能如愿。过了大渡河以后，就抱有同四方面军会合的希望，如今总算碰上了；而且，看起来四方面军人数多，装备好，给养也足。6月14日到达维的当晚，两支兄弟部队联欢，气氛欢乐融洽。

 

第二天,我们就向懋功方向进发，走了大约一个星期，到了两河口，终于同四方面军总部会合。

 

闻天对如何维持好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有利形势，搞好团结，是很费思索的。他从各方面体察了解情况，经常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商量，感觉到张国焘在会师后的思想状况不利于红军与革命的发展。主要是:自恃兵强马壮，瞧不起一方面军，轻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军委的统一领导;保守退却思想浓重，害怕损失实力，想在这一带按兵不动，并有退向川西北、过草原的打算，缺乏创立新苏区的观念。

 

6月26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是在一座喇嘛庙里开的。会开了三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牵涉到谁当打松潘的先锋的问题。

 

我担任这次会议的记录，记得会议由闻天主持，恩来作的报告。

 

在讨论时，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又不愿当先锋。他怕四方面军同胡宗南碰，要保持实力。张国焘这个人长得挺富态，讲起话来半天一句，绕圈子，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毛主席很耐心，同他慢条斯理讲道理，说得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同意中央的决策，并同意由四方面军负责打松潘。

 

两河口会议以后，我们在黑水芦花一带休整了一段时间。打松潘的任务交给了张国焘，追兵已经被我们甩掉，群众工作也没有对象。因为这一带的藏民不了解我们，以他们对付汉人军队的老办法，把粮食藏到山里，人也都跑到山里去了。部队没有吃的了，开头想到山里向藏民做工作运粮食，但藏民根本不让你接近。他们躲在山上树林里，枪法准得很，一枪一个，红军辆牲不少。红军也有到山里打野猪、牦牛的，同样被藏民打死。幸好这时青稞麦已经成熟了，为了生存，为了保持部队的有生力量，朱总司令和张闻天等领导带头，红军上上下下一起动手割青稞麦。青稞麦产量高，但很粗糙，割下以后大家就一起搓麦子，手都搓破了。麦粒子无法加工，只是放在锅里煮一煮，就这么连皮吃下去。那时没有东西吃,只能吃这个,不吃要饿死啊!可是,吃进去又不消化，常常拉出来还是一团一团的麦粒子。我的胃病就是从这时闹起来的。

 

两河口会议虽然对北上赤化川陕甘的战略方针和夺取松潘的战部署都作了正式决定，但张国焘并没有真正执行。他只是做做样子，派三十军包围了松潘，但并不进攻。待到胡宗南的援兵一到，三十军就即撤了下来，白白丧失了战机，影响了北上战略方针的及早实现。

 

我仍然随着中央队行军。在毛儿盖一带，中央同四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之间，电报和人员往来频繁，北上还是西进、南下的争论，一直继续着。行军路线迂回曲折，走了不知多少回头路。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这样，7月18日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命令，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

 

8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开会。从会议记录来看，在讨论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人选问题上，张国焘又讨价还价，磨了一阵。其实会上提出的名单在会前早已反复商量过，张国焘也是同意了的。

 

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名单，是提升三个正式中央委员，三个候补中央委员，两位同志进政治局。

 

张国焘不满意，阴阳怪气地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

 

毛主席把他软顶回去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迂回曲折地从另一方面要价:“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这样磨来争去，为了团结，最后又向张国焘作了些让步。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确实是从大局出发，尽了一切可能来争取同张国焘搞好团结的。

 

在毛儿盖，中央决定组织左路军和右路军经草地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毛儿盖会议之后，右路军就出发过草地了。

 

进了草地，茫茫一片，看不到一点人烟。开头有吃的东西，还好一点，后来没有吃的了，野菜几乎被前面过去的战斗部队摘完了，熬汤的盐也没有，人就没有力气了。风一阵，雨一阵，也受不了。一不小心，陷到泥沼里，就糟了。没有力气爬出来，想救也救不了。眼看着有的同志陷下去，没了顶，泥水里泛着泡泡，就完了。我同蔡畅同志走一路，两人相互鼓励,相互搀扶，晚上宿营，用两条床单搭个小篷，躲避风雨。两人依偎在一起，觉得暖和一点。在毛儿盖，我向陈昌浩要了块麻袋布似的粗呢子，缝了一件上衣，这时候起了大作用。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长征的一路上我没有犯过病，但第六天开始，也泻肚子了。那时也顾不得害羞，随时蹲下来就拉，系好裤带又赶快赶队伍。一直拉了两天，我咬着牙挺过来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个渺无人烟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村庄，看到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过草地牺性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过了草地，我们有吃有喝，体力也逐渐恢复。在巴西一带正等待着左路军北上的消息，一天半夜三更，突然凯丰来喊:“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大家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儿去啊!”凯丰说:“都不要问，快走!”我们中央三队很快集合起来。凯丰又对大家说:“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路，过了一个山口，才停下来喘口气。

 

这时，有几个人骑着马向我们这边跑过来。大家定睛看时，是张闻天来了，后面跟着几个警卫员。大家高兴地招呼他。

 

闻天跟我们说:现在张国焘要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我们当然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不分裂。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三十军发觉我们突然行动，李特带了队伍来追，陈赓、宋任穷他们的干部团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快往北边走吧。说完，就同我们分开了。

 

那是9月10日，天蒙蒙亮的时候。

 

干部团的同志回来以后，许多消息传开了，说同三十军的追兵还干了几家伙，机关枪也张了嘴。双方僵持住了，三十军也不打了。他们喊了许多造谣的口号，什么中央红军右倾机会主义、什么想到苏联吃面包，等等。还传说，张国焘打电报给当时在右路军的陈昌浩，要他胁迫中央南下，中央的处境十分危险，才果断地决定: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队伍连夜北上。

 

大约是9月21日的上午，我们到了哈达铺。这是甘肃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在两天之前，先头部队攻占哈达铺的时候，在当地的邮局得到了不少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他们翻读着这些报纸，谈得眉飞色舞。原来，从这些报纸登载的消息，他们确切地知道: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这真是喜从天降.

 

9月28日在通渭的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落脚点，到陕北去保卫与扩大苏区根据地。

 

过不多久，我们就同陕北红军取得了联系。1935年10月19日傍晚，我们穿过头道川，到达吴起镇。经过艰难跋涉的369天，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取得了胜利。

 

选自《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征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