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中华民族的女英雄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女儿

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长征路上，活跃着红军女战士的身影。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与生命极限进行顽强抗争，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她们的长征，汇成了意气风发的时代亮色，是用信仰、意志和情怀铸就的不朽丰碑，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开展好“红色记忆芳华永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即日起，“新乡女性”推出“巾帼红军忆长征”专栏，陪伴大家走进、认识、了解这些巾帼英雄，感受她们革命斗争的风雨历程，汲取她们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

 

本期

让我们走进刘坚

倾听她讲述的革命故事

 

征途漫忆话巾帼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队伍是一支人数众多、素质良好、革命热情很高的巾帼劲旅。它的成员大部分是来自四川北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的贫苦劳动妇女。参加革命前，她们挣扎在生活的最底层，不仅要忍受军阀混战、地主剥削带来的痛苦，还要承受公婆、男人的欺凌和虐待。非人的待遇，养成了她们吃苦耐劳、不避险阻的性格，更使她们具有强烈的翻身愿望和革命要求。1932年底，当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扩大红军运动时，这一带的许多贫苦妇女，纷纷冲破封建樊笼，踊跃报名参军参政，使四方面军的妇女队伍不断扩大，成为一支支持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重要力量。

 

1935年，我在川陕省委任妇女部长。当时，红四方面军拥有妇女2000多人。主要集中在妇女工兵营(1933年成立，营长林月琴，政委王泽南)、红四方面军总医院(1933年成立)、新剧团、妇女独立团(1934年成立)、省委妇女部和妇女学校( 1934年成立，校长刘桂兰 )等部门中，担负着保卫机关、制作被服、运输物资弹药、医治伤病员、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培养妇女干部等多项工作。因为处于战争时期，一切工作都是为着巩固和扩大红军，为着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展开。参加红军的妇女，既是参与军事斗争的女战士，又要担负起大量的地方工作，一身数任。这是特殊的历史环境赋予我们革命妇女的一种殊荣。

 

1935年3月下旬，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妇女独立团、省委妇女部及妇女学校等单位的大部分女同志，跟随省委机关在苍溪渡过嘉陵江，踏上了艰难而漫长的长征路途。

 

长征开始后，由于脱离了川陕根据地，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头开始，妇女们肩上的担子也随着新的形势和任务而加重了。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行军赶路，起初是为了和中央红军会师，尔后是南下，失利后又再次北上。在行军途中，妇女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抬担架、背枪支弹药和沿途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抬着担架长途行军真是件苦差事，尤其是遇到路不好走的时候，更是如此。长征中所走的路，多半是崎岖险峻的小路，有时甚至无路可走。百丈关一仗失利后，我们被迫北撤，伤员增多，天降雨雪，在天全、芦山泥泞的田埂小道上，抬伤员的妇女经常滑倒在水田里，弄得满身泥水。接着从宝兴到夹金山的路，更是难行。这里，一面是陡峭的悬崖峭壁，一面是山谷中急湍的川流，脚下所谓的路，其实是打柴人走的羊肠小径，途中不时还有半人高的沟坎和巨石拦路。在这样崎岖险峻的地形上抬着担架行进，一不小心，就可能摔下山谷，被急流卷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次行军都派出几名女同志到前面探路，遇到沟坎或巨石阻挡时，就站在旁边提醒，接应后面抬伤员的同志。抬伤员的同志们上坡、下坎、拐弯时，叫着号子，协调动作。每副担架配备四至六人，轮流替换，以保持体力，行军不减速。大家一路上互相照应，互相鼓励，硬是冒着风雪，把一截截空手尚且难行的山路远远甩在身后，第二次征服了夹金山。由于我们组织工作做得细，团结互助精神强，因此我们这一路的女同志(指省委妇女部、妇女学校、妇女独立团等)在二过夹金山，重返懋功、丹巴的这段路上，没有一个掉队，也没有丢掉一个伤病员。当时有不少男同志都被妇女们的顽强作风感动了，说:“四川的女娃子硬是厉害哟!”

 

从丹巴出发开始过党岭山，它比爬夹金山还要艰难。山虽不算陡，但平均海拔却很高，一路都是上坡，走起来很是累人。加之山上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更给运送伤员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每向前迈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有时走不到100步就要换人抬。这时，我们就分配十几个人轮流抬一副担架。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累倒了。碰上这种情况，旁边的同志得赶快抓一把雪塞进她的嘴里，再在脸上打几巴掌，架起来就走。要是任她躺在地上，就没命了。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挪着，好容易才挨到山顶。下山的时候，我们把绑腿解下来，绑在担架的两头，前拉后拽，旁边再安排两个人保护，顺着坡向下滑，比上山时轻松多了。到了山脚下，有的伤病员看见我们女同志的肩膀渗血肿起老高，脚板底打满了血泡，感动地说:“把我们丢下吧同志，我们再也不能拖累你们了。”女同志听了，掉着泪回答道:“你们为革命挂了花，我们怎能扔下你们不管呢？只要有我们在，就决不会丢下一个伤员。”我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从天全、芦山到道孚、炉霍的路上，确实遇到了不少艰难险阻，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伤员。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始终没有丢失一个伤病员。这充分体现了四方面军妇女干部战士们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朱老总曾经表扬我们:“四川的女娃子，是一支坚强的队伍。”

 

如果说抬担架仅是力气活的话，那么，在长征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就可称之为“艺术”了。而从事这门“艺术”活动的大都是女同志。四川女孩子嘴巴利索，嗓门大，作风泼辣，天生是做宣传鼓动工作的好手。每次部队行军前，我们通常派出一两支妇女宣传队先期出发，赶到部队即将经过的大路旁或山腰上，作一些简单的准备，待部队路过的时候，就起劲地唱莲花落，数快板，当啦啦队，想方设法地活跃气氛，给部队战士鼓劲。这么做效果很好。行军的战士们每逢遇到有宣传队鼓劲的时候，情绪总是比较高昂，有时还跟着学唱起来，消除了不少疲劳。在过党岭山的时候，宣传队员们站在半山坡上唱道:“党岭山，三百三；路难走，山难翻，山高，高不过我们的脚背；路难走，难不倒我们两条腿。大家加油赶快翻，翻过山去有温泉，……”等到大部队过去后，她们又成了收容队，帮助掉队的同志背枪背粮，鼓励他们加把劲赶上部队。长征途中，在最难走的路段上，总是能听到女宣传队员们充满鼓舞性的歌声。她们的乐观精神，感染着前进的队伍，使漫长而艰险的长征路途变得富有生气。

 

筹粮筹款，做群众工作，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和成立各种群众组织，是妇女干部战士们在长征中肩负的另一项重任。

 

在长途行军中途驻扎的短暂期间出外筹粮筹款，是一件困难而危险的任务。记得长征刚开始不久，我带着妇女部和儿童团、少先队的70几名女同志，跟随前方省委书记谢富治从杂谷脑前往黑水、芦花为三军团筹粮。待我们把粮食背回来时，三军团已经开拔，谢富治也走了，只留下张条子，叫我们跟着一支部队赶到毛儿盖去会合。我们匆忙上路，在途中经过一个山沟时，前面传下口令，要我们一个挨着一个走，不要分散，不要掉队。因为两边的大山上藏着受国民党谣言蒙蔽的藏民，经常向我们打冷枪。见到人少，就冲出来用马刀乱砍，前面已有不少同志被杀害了。我们70几名同志遵照口令，沉着而警惕地紧步跟上，冲过了这个危险区。但还是有一个同志受了伤，后来因伤口发炎，不治而牺牲。

 

部队越往西走，筹粮就越发困难，尤其是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后，更是如此。在进茂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之前，我们和敌人打了一仗。敌人撤走之前进行了许多破坏。我们进城时，老百姓几乎跑光了，家家户户紧闭着门，偶尔碰到几个人，也是见到我们就躲，工作很难展开。针对这种局面，我们将妇女分成七至八人一组，带上通司，分头到深山里去喊话，宣传红军的政策，请他们放心回家。有时一天做不通，就接连做几天。搞不到粮食时，两三天吃不上一口饭。饿急了就喝口冷水，工作还得照样做。后来有的老百姓被我们感动了，就偷偷跑来告诉我们有钱人在哪个山洞里藏了钱粮。为了不使他们受到牵连，我们通常要绕道而行，有时为了背回一点粮食，要绕上大半天的路程。在往卓木碉去的路上，再也搞不到粮食了，我们只好趁队伍中途休息时，去路旁收割过的青稞地里拣点粮食。在天全，有一个叫吴顺英的女同志单独外出筹粮，被地主家的狗腿子绑了起来，准备杀害，幸亏那家的长工跑来报信，我们及时赶去才把她救了出来。类似这种情况，在筹粮过程中时有发生。但是不论怎样困难和危险，妇女们从来不叫苦，不畏难，总是满腔热情地去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大家心里想的是，只要能完成党交给的工作，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吃点苦、受点累算得了什么。

 

发动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帮助地方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和成立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是随着长征的开始就展开了的。当时的情形是，部队打到哪里，我们的群众工作就做到那里，政权建设就跟随到那里。真是走一路撒播一路革命的火种。

 

我们每到一地驻扎下来之后，妇女干部都要下去帮助地方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通常是成立乡、区、县三级政权。其中，乡苏维埃设内务委员兼管妇女工作，区委则配妇女部长和妇女巡视员，县委有妇女部长，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县、区的妇女部长一般由省委妇女部或妇女学校派出)，上下形成一条线。妇女干部在地方政权的建设当中，还是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的。此外，妇女们还要负责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如:妇女会、儿童团、赤卫军等。地方政权和各群众组织建立之后，我们还要向下面的干部交代各项政策，帮助、带领他们开展工作。

 

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川西地区，我们带着通司，深入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消除他们的疑惧心理，帮助成立“波巴依得瓦”(藏族人民政府 )。我们在丹巴、道孚、炉霍、甘孜，都成立了这种政权。

 

在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情况十分复杂，要因地而异，为适应新情况的需要，这就需要我们女同志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记得在许庆一带，民风恶劣，男人大都好抽大烟和嗜赌。有的人家很穷，因为吸大烟和赌博把家产甚至老婆卖掉了，但还是要抽，要赌。我们到了之后，就分头下乡、上街，宣传抽烟、赌钱的害处，广泛开展戒烟、禁赌运动，把那些沾染了坏习气而又难以自拔的人集中起来，强迫他们改邪归正。结果，很受群众，尤其是妇女们的欢迎。我们严厉的强迫措施下，不少人戒了烟，改掉了赌博的坏习气，有的后来还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了地方干部。这样一来，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高了。

 

当时，我们外出做群众工作条件很艰苦，什么东西都没有，靠的就是两条腿、两只手和一张嘴，长途行军下来，没有休息多久，一接到任务，马上就挎上马刀，有的还带上两个马尾手榴弹(当时大多数女同志的武器装备就是如此 )，就出发了。遇到部队行动出发，就要赶快派人通知她们赶到指定地点，跟上部队继续长征。有的因为工作地点偏远通知得不及时，赶不上部队，就被敌人捉去杀害了。在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妇女干部战士就是这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甚至献出年轻的生命，把党的主张、红军的影响，一点一滴地渗透到群众中去。为扩大中国革命的民众基础，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长征，对女同志来说，是一种超负荷的艰难跋涉。它使我们付出了青春、健康，甚至鲜血和生命。但是，另一方面，长征又使我们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教育和严峻考验。在这场教育和考验中，我们深深感受到红军这支革命队伍，充满了温暖和阶级友爱，从而更加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红军和革命紧紧结合在一起。前面说过，红四方面军的女同志大多是来自川北农村的贫苦劳动妇女，其中许多人出身童养媳。过去在家里过的是牛马不如的日子，稍有反抗或逃跑，捉住了不仅要挨顿毒打，还要遭受小腿肚子被割开塞进盐巴的野蛮酷刑。参加红军后，她们摆脱了悲惨的命运，走上了一条解放自己又解放他人的崭新的人生道路。在长征途上，这些贫苦出身的妇女干部、战士，上上下下，打成一片，发挥出巨大的革命热忱，靠官兵一致、团结友爱、领导带头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战胜了无数个困难。在我们的队伍中，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凡是要求战士们做到的，我们妇女干部都必须首先做到。

 

林月琴同志是鄂豫皖过来的老同志，曾担任过妇女工兵营营长。长征中，她不计个人得失，样样工作带头干。她的脚小，但在背粮时总是背得最多。战士们见了对她说:“营长，你的脚小，路又不好走，少背点吧。”她笑着回答:“我多背点，年小体弱的就可以少背点，大家走得也好快点。”有些身体好的女同志先到达宿营地，转回去要替她背一段路，她总是和蔼地叫她们去帮助别的同志。她对待同志像亲姊妹一样，做起工作来又细致又深入，有的战士说:“我们营长真是比我母亲还要好!”

 

刘桂兰同志，在长征中是妇女学校校长。她带领妇女学校的学员、干部下乡筹粮筹款，发动群众，成立地方政权，为部队运送枪支弹药，打扫战场，抬担架，负责省委机关的警戒……样样工作都以身作则，布置得有条有理，不仅充分发挥了妇女干部的积极性，而且使她们的工作能力受到很大的锻炼。张琴秋同志夸奖她:“把妇女学校办得真好!这些人将来出去都能单独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

 

王昌德同志，长征时任省委妇女部巡视员，整个队伍中数她最活跃。在行军中她从来不知疲倦，一会跑到前边做宣传员，一会跑到后面当收容队员，她会唱莲花落，遇上掉队的同志走不动了，她就一边上去帮她们背枪背粮，一边顺口唱着自编的小调:“上山脚杆子软，下山脚杆子短，平路道好走，弯弯也难转。”一边唱一边表演，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忘记了疲劳，路也走得快了。她为人热情，对待同志好像一盆火。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有，随时都可以拿出来送给人家。身上有两件衣服她会脱下一件给衣服单薄的同志穿；袋中有一口炒面也要拿出来和大伙分着吃。同志们都说:“昌德心中只有别人，没有自己。”

 

像她们这样的妇女干部，在四方面军中还有许许多多，她们的感人事迹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虽然这些妇女干部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她们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着我们队伍中的每一个同志，使这支队伍成为一个充满团结友爱气氛的温暖的大家庭。有了这样一个可爱的集体，长征中最难克服的困难被我们战胜了，最难走的路被我们踩在脚下。

 

长征是艰苦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长征中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恰恰相反，那时，即便在长途行军中，我们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充满革命意义。除了工作和开会外，晚上有空时，妇女干部都要集中到妇女学校上课，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或者文化知识。当时何柳华同志(廖承志)给我们讲“列宁主义概论”、“苏维埃政权建设”，张琴秋同志讲“国际妇女运动”“三八节的来历”，何长工同志讲“法国妇女运动”。记得还有罗世文、朱光、傅钟等同志也给我们讲过课。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还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党的民族政策。此外，还要上卫生课。行军虽然艰苦，妇女们学习文化的劲头却很大。有时认了几个字怕忘记，行军时就在前面走的同志的背上挂一小块布，上面写着刚学会的字，一路走一路记；到休息时，就拣个树枝在地下默写。不少人用这种方法认了不少字。

 

四方面军的女同志大都比较年轻，活泼乐观，身体也比较好。在行军路上，大家走在一起，不是你唱段家乡小调，就是她讲段笑话，气氛搞得很活跃。队伍休息时，我们也不甘寂寞，要么大家一起学歌，要么就拉那些会表演的同志给大家出节目。张琴秋同志就曾经给大家跳过俄罗斯舞。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的人还向藏民学会了一种藏族舞蹈“糌粑粒粒亚西亚”。1936年春，方面军越过党岭山，方面军总部和省委机关驻扎炉霍一个多月，进行休整，在这里开了一个“五一”运动会。会上，妇女们踊跃争先，夺得了不少好名次。记得女同志唱歌得了集体第一，陶万荣同志在男女混合赛马比赛中获得冠军，我在女子跳高、跳远中拿了第一名。

 

1936年7月，我们第三次越过茫茫草地，向甘南挺进。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在 10月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了。

 

到达会宁时，四方面军大约有女同志 1000 余人。据我了解，方面军女同志在长征中的减员，除了伤亡、病故和掉队迷失的以外，在川西一带我们还留下了几百名妇女在当地照看伤病员。参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这部分历经千辛万苦而保存下来的优秀妇女干部、战士，后来在西征军中被打散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我回首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妇女所走过的漫长征程，眼前就会浮现出红军女战士在雪山、草地上艰难跋涉的身影，心里自然深深地怀念起那些长眠在长征路上的阶级姐妹。我常常想，无论对死者或是对我们这些幸存者而言，当年的那段光辉历程已经成为历史而永久地载入了史册。能够使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我们没有虚度自己的青春，我们曾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的解放，谱写过一曲悲壮的凯歌。就这点而言，我们无愧于后代。

选自《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251-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