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中华民族的女英雄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女儿

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长征路上，活跃着红军女战士的身影。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与生命极限进行顽强抗争，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她们的长征，汇成了意气风发的时代亮色，是用信仰、意志和情怀铸就的不朽丰碑，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开展好“红色记忆芳华永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即日起，“新乡女性”推出“巾帼红军忆长征”专栏，陪伴大家走进、认识、了解这些巾帼英雄，感受她们革命斗争的风雨历程，汲取她们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

 

本期

让我们走进汪荣华

倾听她讲述的革命故事

 

征途漫忆（节选）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胜利地渡过嘉陵江。经过20多天的苦战，歼敌12多个团。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至川甘边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这时，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在撤离时，他提出要“坚壁清野”，不顾红军指战员的反对强令部队将沿途的房屋、资财付之一炬。在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我也随部队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向西转移。5月，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准备经西康北上，同我们四方面军会合。这时，四方面军也决定向岷江地区发展，策应一方面军北上。经过艰苦的转战，于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准备按中央的方针继续北上，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促进抗日高潮的到来。

 

可是，两军会师带来的欢乐气氛，不久就被张国焘的反党行径所冲淡了。由于张国焘极力阻挠北上，我们在懋功地区停留了两个月之久。后经中央同张国焘的多次斗争，北上的方针才得以实施。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将一、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向阿坝和班佑地区开进。

 

这时正是初秋。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是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在准备过草地的前夕，省委组织了一个随军行动的地方工作队，省委少共书记高作风同志任队长，我也参加了这个队的工作。我们进入草地后，不仅没有道路可走，连水也喝不上，沼泽地里的水大都有毒，再加上粮食短缺，病号日增。经过五天的行军，我们左路军于8月下旬到达阿坝地区。到达这里以后，我们地方工作队的同志马上开展工作，向藏胞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政策。就在这时，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一个会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诬蔑、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打击朱德、刘伯承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命令，要部队往回开，南下川康。这样，我们左路军又不得不第二次过草地。

 

深秋来临，秋风凛冽，草地无垠，天气变化多端。我们身着单衣，在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凉的水里，其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草地不仅气候多变，有些地方还有不容易被人识别的泥潭，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遭到灭顶之灾。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一匹马掉到泥潭里，不一会就只剩下一个马头了。进入草地之后，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携带的一袋用青稞做成的炒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吃光了。在这渺无人烟的沼泽地里，到哪里去找粮食呀，没办法就吃野菜，有的同志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牛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在草地里，由于粮食奇缺，不少同志倒下去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我想起第二次过草地的情景，使我越发痛恨张国焘的反党行径，他害了我们多少革命同志啊!

 

第二次过草地时，省委机关解散了，我和另外四位女同志被调到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开始接触刘伯承同志。但这不是初次看到他。那是在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后，我们驻在川康边界的杂古脑。一天早晨，我们刚刚吃饭就接到通知，要机关工作人员整装列队，欢迎中央代表团。

 

这天，阳光灿烂，碧空如洗。在杂古脑这个山寨的街头，站满了欢迎的人群，等待着中央代表团的到来。上午9时左右，中央代表团来了。顿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口号声和掌声，整个山寨沸腾了。中央代表团有十几位同志，其中有两位尤其引人注目:一位是头发斑白、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同志;另一位是戴着眼镜、有军人气质的同志。我向站在身边的陈明义同志问:“那个戴眼镜的是谁呀?”他说:“他是刘伯承总参谋长。”这次会见，刘伯承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调到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后，和刘伯承同志见面的机会多了，经常在一起行军，从第二次过草地到过雪山，有时我掉队，他鼓励我前进。在军务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抽空教我学政治、学文化，给我讲历史。他诚恳朴素，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使我十分敬重他。尽管当时他正遭受张国焘的排挤，可是一点也看不出他有情绪，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在行军时，我经常听到指战员们赞扬他能征善战，道德品质好。由于彼此接触较多，由熟悉而产生了感情。当他向我提出婚姻问题时，我有些顾虑，觉得我们之间的经历、学识等相差较大，不太合适。后经他从政治上诚恳地解释“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听后，我毅然地答应下来。但是，这时伯承同志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而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让他到红大当校长，实际上是军事教员，因而我们也无法结婚。

 

秋去冬来，天气渐渐地冷了。红四方面军南下后，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军事上屡遭失利，无法在川西立足。这时，张国焘见南下碰壁不得不同意北上。这样，我们又从川西出发，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西进途中，我们不仅要同沿途敌人作战，还要翻越雪山。1936年6月，在甘孜地区二、四方面军会合了。随后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我们第三次穿行茫茫草地，再尝沼泽之苦。在快过完草地时，伯承同志提出去二方面军工作，张国焘勉强同意。走出了草地，我随伯承同志来到甘肃成县曲子镇。

 

1936 年秋天，是个秋风送爽，大地铺金的好季节。中秋前后，当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的欢乐之际，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源河的甘南小镇，我和伯承同志结成了终身伴侣。婚礼极为俭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酒宴，只有战友们的衷心祝愿;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李;更没有红烛新房，真是天作罗帐地作床，而天上那轮月亮，仿佛象征着我们爱情是那样纯洁、光明。在我们相识的这段时间里，从杂古脑相见，到共同走过雪山草地，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在这样的环境里结婚，我们感到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富有意义!

 

选自《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212-215页。